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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探访粤博水下文物修复 百年沉船中发现古人吃剩水果

2019-01-12 10: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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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广州,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里,宋薇和王亚龙在脱盐池前用电导率仪检测池中液体的离子浓度。脱盐池中正在脱盐的是南澳一号在发掘过程中漂浮起来的船板,脱盐过程已经持续了2年多。(图片作者:谭庆驹/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国)

  2019年1月11日消息,广州。

  《国家宝藏》粤博站亮相的出水文物“宋金项饰”曾引无数观众称奇。而曾参与“南海Ⅰ号”、“南澳Ⅰ号”发掘修复的“水下医生”们更是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给水下文物“动手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年“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的发掘有什么故事?广东水下文物修复工作走过几十年,新一代的修复师队伍有怎样的希冀与思考?

  作为曾经参与“南海Ⅰ号”、“南澳Ⅰ号”打捞修复的专业团队,这群“水下医生”揭开了出水文物修复工作的神秘面纱。

  A 揭秘

  水下文物“手术室”,“南澳Ⅰ号”船板藏身水池

  不是所有的文物修复都伴随春光、肥猫和杏子树。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负一楼,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里,潮湿和黑暗才是真正的主题。

  出水文物,离不开水。直到被打捞上岸,无数古沉船里的秘密才得以重见天日。瓷器、陶器、铁器、铜器……入水百年,干燥的空气和阳光早已陌生,它们只等待再次回归水的浸润。

  彼时,精美的文物展品正在楼上展厅,与无数参观者对望。而在粤博地下一层的实验室里,液体隔绝一切声响,“南澳Ⅰ号”的船板早已浸泡两年。水下无声,百年缄默,得以再续。

  “在这里,如果你闻到什么气味,那应该是文物的味道。”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馆员宋薇正等待着同事一起打开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大门,“这间实验室的门需要两个工作人员一起刷卡,再用钥匙打开。”

  在实验室门口,赫然写着数十条安全管理规范。“一切都是为了文物的安全,容不得一点差错。”迈进实验室大门,打开三排照明灯,11个大小不一的长方体不锈钢池整整齐齐横放在室内。

  “这些都是脱盐池,每个都有编号,用于出水文物的脱盐、保护。”对于出水文物而言,海水的浸泡伴随着盐分的侵蚀。做完基础清理,为文物“脱盐”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修复处理环节。

  宋薇和同事王亚龙分别站在脱盐池的两边,两人一同抬起脱盐池上的厚重钢盖。6块钢板移开,一池黄褐色的液体、几块漂浮的朽木,安静地散落池中,“这是‘南澳Ⅰ号’明代古沉船的船体残片样本。”仔细观察木块,偶尔有微小气泡排出,和木屑残渣一同漂浮在水面。“从出水到现在,它们已经浸泡两年多了。每天都要监测水中的离子浓度,为的是把握木块的脱盐状况,再进行下一步的修复计划。”

  除了大大小小的脱盐池,还有很多蓝色文物筐堆在实验室的角落。这里的文物只有编号。“不少都是破损的瓷片,还有一些有裂痕的盘和罐,都是‘南澳Ⅰ号’的出水文物。”宋薇小心地拿起一个四系酱釉龙纹罐,略有裂纹,却难掩精美,明代的繁盛与苍凉依稀可辨,“因为是沉船文物,不少在打捞之前就已残损,但仍有大量的信息可以提取,这对我们的修复工作来说意义很大。”

  实验室工作台上摆着各类修复工具,包括刷子、小刀、储物袋等。修复人员需要在这里完成文物的表面清理工作。“这段时间我主要做一些铜钱和铜料的表面清理。”由于在海水中沉浸多年,除了材料本身的化学腐蚀,大量海洋微生物也会附着在文物表面,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这是一场耐心与定力的考验。

  “历史只有一次,文物修复不能出错。”这里的分毫差池,打破的就是不可逆的岁月痕迹。宋薇习惯性地压低音量,戴上口罩、手套,穿上白大褂,趴在案台开始了漫长而沉默的修复工作。

  于是,实验室又恢复了沉寂。机器的电流声开始清晰,几小时缓缓而过。“有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像做手工,对着一块铜板一块铜料,就这样度过一整天。”宋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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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广州,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里,宋薇正在清理一块南澳一号出水的铜料,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文物留有海洋生物,一块牡蛎壳仍留在铜料上。(图片作者:谭庆驹/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国)

  B 追忆

  “南澳Ⅰ号”促成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建设

  “我们博物馆是1959年建成的。刚建馆不久,就引进了化学和生物专业人才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早的。”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负责人张欢回忆,大概到上世纪70年代,馆内的文物修复师们,远赴北京上海,开始学习专业的修复工作。“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专业的实验室,2010年建新馆以后,实验室也就跟着更新了。”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文物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拓展。

  2007年,明代古沉船“南澳Ⅰ号”被发现,2009年水下考古抢救发掘正式启动,粤博则承担水下考古发掘过程的现场文物保护以及其后的实验室文物保护与相关科研工作。张欢回忆,当时在现场,能做的工作其实非常有限。“很多文物,在第一时间打捞上岸之后,需要立马进行第一时间抢救。如果一开始处理不好,后续的保护就很难开展。而当时大多数的保护意识,取决于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自觉。”

  伴随着“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的接连出水,博物馆人在出水文物保护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2013年,‘南海Ⅰ号’发掘与保护项目启动。”张欢记忆犹新,当时的项目名称特意加上了“保护”二字。

  “海洋出水文物保护具有很多独特性。”建立一个专业的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刻不容缓。粤博以“南澳Ⅰ号”为契机,于2012年建立了国内最早的专业化的海洋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和专业团队。

  “从事这么多年的保护修复工作,有一件出水文物让我记忆犹新。”张欢回忆,“南澳Ⅰ号”出水了很多瓷罐和陶罐,但在其中一个大陶罐里边,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发现了各类杯器、围棋子等小器物。“当时我就建议,这个东西不要再清理了。如果做一个整体保护,这些器物 之间的组合 关 系都能得到清晰呈现,而当时社会的商贸状态也得以体现了。”

  在 张 欢看来,如今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不仅仅只是专注保护、修复器物本身,最重要的是记录一种关系和状态。“我们到底要保护什么?所有的信息都值得被保护。也许只是一个百年的棋子,但也可能是打开古代科技工艺的一扇门。”

  C 思考

  文物修复师的困境与希望

  离开实验室,走进办公室,你才会明白沉默并不是修复师的全部属性。

  “我们现在的正式编制有12个。最资深的修复师李涛是78年的,最年轻的同事92年的,可以说80后是主力队员了。”有同事爱种点花花草草,他们就细心照顾着;还有同事把家里的特产搬上桌。“这里有点乱了,但多有生活的真实感啊!不干活才整齐呢,一干活,不就是个乱嘛。”李涛的打趣,让办公室里的氛围松弛下来。

  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系列文保主题纪录片的热播,文物修复师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去年我们馆里招聘4个人,结果有350个人来考试。”张欢回忆,即便是志愿者的招聘,70个岗位也收回了2000多张报名表,“干我们这份工作,就是要有知识,有能力,还得有时间。这是个用热情支撑的差事。”

  “尤其是水下文物修复,除了基本的文物修复知识过硬,还得另外掌握脱盐、定型的特殊技术。”张欢说,除了文物保护专业的知识,还要有审美功底,而理化和人文也要求兼修,“所以说,虽然大家的热情在不断升温,但专业人才的紧缺也是现实。”

  高门槛、高竞争成了行业必然。过五关,斩六将,跨过高门槛,踏进文物修复圈。那些年轻的文物修复师,却依稀看到了藏在“稀缺人才”四字背后的巨大压力。

  “定方案,报计划,申经费。除了手头工作,承担全省的文保修复需求也是职责所在。”所有的文物修复师都清楚,无论省内省外,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文保中心,其实是一场财力、物力和人才资质的多重考验,“有时候,帮其他单位处理的活,比自己应完成的分内工作还要多,这是个现实情况。”

  “这几年国家在资质认定方面更加开放,民营企业也能做文物修复了。”张欢坦言,社会力量的加入,对博物馆的压力分流起到了明显作用。“这是单纯依靠编制调整无法实现的正向效果。”张欢坦言,如今已经有不少民营企业尝试聘请资深文物修复师进行专业技术指导,真正搭建起了科学健康的修复流程。

  “文物修复的探索,要经得起研究和传承。我们看得到趋势,所以看得到希望。”张欢说。

  特写

  1 从业10年的女修复师 工作第一年幸遇“南澳Ⅰ号”

  扎着简单马尾,语速平缓的宋薇,每每提及自己的工作总会有点激动地连说几句“我喜欢”、“我很感兴趣”。宋薇来自陕西,从小受到当地浓厚历史考古传统的人文熏陶,高考时,父亲认为她性格喜静,沉稳踏实,便建议她填报了文物保护专业。“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文物保护是什么。”她笑称,身边同学对此也很好奇。事实上,此后无论是继续深造读研,还是走向社会工作,她一直坚定地走在文物保护的路上。宋薇硕士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如今是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馆员,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有10年。

  多年后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判断,她认为不无道理。“修复出水文物的过程中,你要做很多次实验、拼对、清理,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文物很重要,我们的责任很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她说,现在实验室的同事们常互相提醒,如果心情不好、情绪波动大,最好暂停手中的修复工作。

  工作第一年,她便被派往“南澳Ⅰ号”考古挖掘现场,参与现场保护工作。“我要对文物出水的即时状态进行信息采集,以及对文物样品、有机质进行抢救性保护,比如对木材船板的保湿脱盐,保护出水五彩瓷的颜色、植物标本等。”她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这不仅指自己作为一名新手能参与到这一重大水下考古项目,更多的是,每当她从一件瓷器或陶罐里发现了古人生活遗留下来的信息时,都能收获惊喜。“有时能从存放食物的船舱里发掘出当时人们吃剩的水果,果肉还是暗红色的。这艘船沉了几百年,没想到它们的形状、颜色还能保存得这么好。”宋薇笑道,文物中生活化的信息让她好似离古人更近,这种微妙的对话感使她兴奋。

  从事出水文物修复工作几年,她的修复技术见长,也对文物保护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宋薇曾修过一个铜镜,铜镜表面锈层叠加,尘土弥散,纹饰基本看不清楚。经过清理、修复,铜镜的纹饰慢慢显现出来,她心里也有了小小的成就感。“我现在属于做一行爱一行,当把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修复了,把一件有病害的文物修好了,心里自然有满足感。我想让文物保持得更长久,能够延续给后面的人,让他们继续去做研究,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她说。

  2 想当医生的工科男 兜兜转转成了“文物医生”

  王亚龙是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馆员,一名木质文物修复师,36岁的他已有近10年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经验,曾参与“南澳Ⅰ号”和“南海Ⅰ号”考古发掘现场出水文物保护工作。

  “这是一个木质的秤杆,从‘南澳Ⅰ号’出水时变形弯曲得厉害。按照一般的脱水、保护、矫形方法,恢复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定制一个直试管,使它一边脱盐一边通过试管受力矫形。”对王亚龙来说,对出水木质文物进行初步保护、检测、诊断、制定修复方案,是他的日常工作。

  戴着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王亚龙有着典型的工科生气质。本科就读轻化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造纸专业的他,出于“专业对口”的考虑,毕业时来到粤博,负责书画纸张的文物修复工作,2014年前后被调到出水文物修复实验室,成为粤博最早一批的出水文物修复师。“我高考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现在兜兜转转成为一名文物医生,给文物‘治病’,也算是圆了少年时的梦。”他腼腆地笑笑。耐得住性子、沉稳,王亚龙认为自己性格中的这些特质都是成为医生的必备条件。

  “文物医生”应把文物安全放在第一位。每修复一件文物,都要严格地检测、诊断,制定一套修复方案,一步一步执行,任务划分细致到多长时间换一次水这样的小步骤。“出水文物修复工作任务挺繁重,但也不能急,要按照方案计划进行,不能盲目来做。”王亚龙说,这个过程让人平静。

责任编辑:杨欢
关键词阅读:广州;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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